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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专家停援助“东风”开启中国导弹自研新篇章
【发布时间:2019-09-17】 【作者:admin】

  1960年,中国已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威胁到每一个人。那时国防部五院刚成立不久,由于物资匮乏、营养不良,科技人员体质下降,70%的人患上了浮肿病,有的人还患上了夜盲症。

  这时的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巨大裂痕。受邀来中国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说:“苏联不能给中国提供原子能技术。”1960年7月16日,苏联中止对华援助项目,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

  那年刚从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刘占毅(后任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5所高级工程师)回忆当时的情景:参与研制型号的科技人员全都憋着一股劲儿。

  1962年9月18日,国防部五院任命林爽(最初为“东风二号”型号设计委员会主任)为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钱文极为代号“543”导弹(红旗一号导弹)总设计师。

  10月11日,副总理听取国防部五院领导汇报后再次明确:东风二号是重点,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搞出来,先进行地面试验,后进行飞行试验;要重视“543”的仿制,抓紧该型号的资料整理工作。

  科研人员夜以继日刻苦攻关的一幕幕,如同电影片段,每一帧都弥足珍贵。科学家们接续奋斗、自主创新,不断把航天事业推向新的高峰。

  1958年3月开始,台湾地区代号“黑猫中队”的高空侦察飞行队频频飞临内地进行高空侦察。他们使用美国生产的U-2侦察机,机上专门配置了用于高空侦察的B型照相机,捕捉情报、拍照留存。

  要打击“黑猫中队”的嚣张气焰,高射炮和歼击机都无能为力,必须使用防空导弹。

  1960年,我国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研究刚刚起步,当时我国能用于对付U-2飞机的武器只有此前从苏联引进的50多枚代号“543”(C-75)的地空导弹。

  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后,指出,要发挥中国专家的积极性,依靠中国自己的技术力量,把“543”仿制出来。

  根据的指示,依靠和发挥中国自己专家的作用,航天人提出“学习C-75,吃透C-75,仿出‘543’”的口号,加快仿制的步伐。

  1961年9月,二分院集中了一支包括钱文极、蔡金涛、吴朔平、黄纬禄、梁思礼、张履谦、陈怀瑾等专家在内的科技队伍,加强了C-75地空导弹的仿制力量。

  随着仿制工作的推进,“543”逐步进入外场进行飞行打靶试验。1963年首次成功进行了2发模型弹的飞行试验,1964年全武器系统进行战斗弹打靶试验。结果在打实体靶机时,引信没有引着战斗部。due diligence 什么意思

  设计人员通过大量试验及分析,在对引信及靶机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后,第二次试验一举成功击落了靶机,实现了仿制导弹的定型。此后,命名为“红旗一号”的导弹开始生产并装备部队。

  仿制过程十分辛苦,如同摸着石头过河。在仿制“543”导弹时,呼吁反对和抵制一切形式的校园暴力,精准杀琴棋书画三肖,航天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取得许多新成绩。

  刘占毅当时在研制地面雷达的一组工作。有了苏联专家前期提供的帮助,学习无线电物理专业的刘占毅很快完成了指令天线的反设计。

  紧接着,刘占毅所在的一组顺利完成了跟踪制导天线的电尺寸、电参数反设计,但这时在计算扫描器其中的一个数字时突然碰到了难题。

  反设计的目的是摸清导弹的设计结构和材料、零件的使用性能,为下一步仿制做好准备。“在学校学的微积分几何远不够用。”刘占毅和同事们咬牙坚持着,每天加班加点、刻苦钻研,在将一本800多页的《凸曲面的内蕴几何学》自学完成后,终于得出了计算结果。

  此刻,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尽快掌握导弹技术,又快又好地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

  仿制工作在快马加鞭地进行着。与此同时,1960年,唐敬之(后任中国航天科工二院23所高级工程师)承担了“543”导弹显示指挥车显示器的仿制设计工作。

  他回忆:“一次U-2侦察机再次出现,在我方导弹雷达开机通电还没来得及瞄准发射导弹时,‘黑猫’却掉头飞走了。当时所里讨论后一致认为,U-2侦察机肯定加装了新的电子侦察系统,所以能接收到地面导弹雷达开机的信号。”

  为了掩盖电扫描频率,23所技术团队决定在红旗一号上安装照射天线,用来搜索目标和初步跟踪锁定目标,到适当时机再打开扫描天线,然后立即发射导弹射击目标。

  现年已80多岁的两位耄耋老人忆起当年岁月时说:“在那个艰苦奋斗的年代,我们相信中华民族有能力攻克科学难关,我们排除万难也要搞出来。”

  那时,面对繁重而又紧张的科研任务,科技人员常常自发地加班加点,苦心研究。直到夜深人静、凌晨时分,办公室里仍有大家忙碌的身影。

  当时,负责国防科技工业的对此专门做出规定:各研究院所零点必须熄灯,要求大家按时休息。但在五院和原子能研究所,零点过后,有人躲到厕所里看书,有人在被窝里打着手电学习。

  为了保证科研一线的人员有足够的营养,国家动员各省市自治区尽最大可能支援五院。没多久,几大军区、海军部队紧急调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批猪肉、黄豆、鱼、鸡蛋等副食品,这在当时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这批物资极大地缓解了五院食品供应紧张的状况。

  在从全国各地调拨物资的同时,五院组织部队到内蒙古打黄羊,解决全院的吃肉问题。1961年初冬,翟大钧(后任中国航天科工二院二部副主任)跟随二分院的打猎小分队出发了。

  冬季天气寒冷,内蒙古草原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打猎小分队的布帐篷不但不抗寒,连风也挡不住。

  现已93岁的翟大钧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晚上睡觉不敢脱衣服,进了被窝像进了冰窖。”后来帐篷里冻得实在住不下去了,他们只好在附近借了两间土房暂住,这才解决了住宿问题。

  一场大雪过后,打黄羊越来越困难了,队员们彻夜不休息,寻找黄羊的踪迹,身体非常疲劳。让翟大钧感动的是,同志们都自豪地表示,科技人员在家研制我们国家的导弹,为了让他们吃上一碗黄羊肉面,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1960年,通过仿制苏联的地地导弹,中国初步掌握了导弹制造技术。与此同时,射程更远的东风二号导弹开始研制。

  当时,“1059”导弹的仿制成功,极大地鼓舞了航天人的士气。聂老总提出,要突破从仿制到独立设计这一关,用我们的双手设计和制造我们自己的导弹。

  口中的导弹,就是在“1059”导弹基础上自行设计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地地导弹。

  在发现“1059”导弹的推力和射程还有潜力可挖后,五院一分院的技术人员对导弹的总体方案与弹体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决定独立研制射程为12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

  尽管东风二号导弹是在“1059”导弹的基础上“爬高”,具有较大的技术继承性,但在设计过程中仍然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当时参加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刚迈出校门的年轻人,搞导弹设计都还是第一次,但很多技术问题被创新性地解决了。

  为了加大射程,减轻火箭自身重量,当时在一分院一部任导弹尾端壳体设计员的陆友人在一次设计中将原本放在外面的导弹舵支架放到了舵圈里面,这样舵就处于发动机的喷流范围内,便可以顺利“控制”导弹了。正是由于这一巧妙的设计,陆友人的岗位分工变为了舵机组设计员。

  就这样,陆友人和同事们开始紧锣密鼓地研制。“加班错过了晚饭,匆忙赶到食堂仍能吃一碗黄羊肉。”至今提及此,陆友人仍唏嘘不已。他感慨地说,在国家物资十分贫乏的困难时期,还能千方百计地从生活上关心科技人员,党的关怀和温暖全部变成了科技人员的工作动力。虽然条件差、困难多,但人们个个精神振奋、新华网北京7月5日电(陈延特)据中国铁路北2019-09-10情绪饱满。

  确定参数、准备元件、改装设备……前方、后方日夜奋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攻关,东风二号导弹终于研制完成。

  发射后69秒,东风二号导弹坠毁在发射场上,炸点离发射台只有680米。痛苦和失望笼罩在每一位科技人员的心头。

  发射失败后,钱学森随即带技术人员赶赴现场调查事故原因。在钱学森的带领下,经过细致的分析,终于找出了失利的症结。专家们还分析,“东风二号”试验不充分,没有全弹试验的地面设施,无法在地面试验中暴露缺陷,也是导弹坠毁的重要原因。

  从失败中得到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加宝贵。从那时起,研制人员一方面修改设计,提高发动机系统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加速全弹试车台等大型地面试验设施的建设,尽可能把故障消除在地面。

  那时,张佐成(后任中国航天科工三院科技委秘书长)作为技术助理员参与试验站各试车台的发动机试车和四号台全弹试车工作。

  为了模拟飞行状态,在地面上考验导弹全系统的可靠性,1963年,最重要的大型地面试验设施全弹试车台建设完成。

  5月20日,五院成立了全弹试车台验收委员会。张佐成记得,全弹试车台竣工后,使用“1059”导弹先后在新建的四号台上进行了3次冷试车、2次热试车。之后,东风二号发动机试车采取了20多项技术措施,进行了80多次地面试验,用来考验全弹试车台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12月26日,改进型东风二号导弹在新建成的全弹试车台上进行了短程、中程、全程、额定推力和大推力共5次全弹试车,经受了飞行试验前最严格、最全面的考验。

  试验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重新修改设计的东风二号导弹,经过了17项大型地面试验和105次发动机试车的考验。

  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发射场点火升空,准确命中1000公里之外的预定目标,翻开了我国导弹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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